第二节 公共政策理论的生成和发展
公共政策理论诞生于美国。起源于拉斯韦尔（H.D.Lasswell）开启的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运动，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和政府改革成为一门显学，目前发展为具有多元范式的学科，深度影响了中国的政策研究。
一、公共政策理论的体系化
在公共政策理论体系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当推拉斯韦尔和德洛尔（Y. Dror）。
（一）政策取向
政策科学这一概念首见于1951年刊行的由拉斯韦尔和拉纳（D.Lerner）主编的斯坦福大学讨论会的论文集——《政策科学》。卷首文章是拉斯韦尔撰写的《政策取向：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这篇文章是公共政策学历史上最早的文献之一。
拉斯韦尔提倡的政策取向成了现代公共政策学的生长的出发点，其后，包括拉斯韦尔在内的许多研究者的业绩建构了公共政策学的历史。自从“政策取向”这一概念出现，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20年间，各门学科的取向都有显著变化，在社会科学中不难看出很强的未来取向；而就物理学和生物学等而言，对知识引致的社会结果和知识具有的政策涵义的关注提高了。科学家们从事跨学科的政府工作，因而有关科学和政策关系的议论也增加了。尽管如此，此时公共政策学还是正在出现的学科，尝试使之体系化的著作并未出现。不过，刚踏入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便有叫做《政策科学》的杂志创刊。紧接着两部代表性的著作问世，一本是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展望》（1971），另一本是与拉斯韦尔并列为公共政策学重镇的德洛尔（Yehezkel Dror）的《政策科学的构想》（1971）。这些书是作为德洛尔主编的《政策科学丛书》的其中一本而写作的。此二人分别解释了公共政策学的基本范畴和建构了公共政策的研究范式。
（二）政策科学展望
拉斯韦尔认为政策科学与决策过程的知识（of）以及在该过程中（in）的知识相关（以下称为of的知识和in的知识）。如前所述，这两个说法在1951年的政策取向阐述中并没有出现，但强调两个取向是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的一个重要基调。
首先，of的知识意味着如何决策和实施的体系化的经验研究。在此，体系化不是单纯的格言堆集，而应是相关命题的集合；意味着从根本上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以对事实的深入观察为理论依据。强调决策过程，是将政策科学与其它知识活动相区别，把决策和实施作为焦点，能够利用传统政治学和关联学科的成果保有独自的比较框架。把公共秩序和市民秩序作为问题是政策科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特色，政策科学并非无视个别组织和个人问题，但是它的着力点在于整体问题，就原因和结果分析各部分与整体的微妙联系，在整体的意义上设置焦点。
其次，所谓in的知识是指在现实决策中被动员的可能知识存量。根据决策者的需要，动员所有有用的知识是时代的需要。
科学一词带有追求经验的而且能够实证的含义，往往主张价值中,分析一般价值取向的政策一词与科学一词放到一起则使科学的含义有所改变。拉斯韦尔不支持科学活动的价值中立性。那是因为对于科学家来说，其知识自体都是带有价值的产物。对于人类而言，满足好奇心是主要的价值，但是那样的启蒙不是惟一的价值目标。例如，对于发展中的新国家，个人与国家的富裕、国力的提高是至高无上的价值目标，伦理、宗教或者家族和睦等传统的价值则排在较低的价值顺位上的情况屡见不鲜，科学活动也不能避开这样的价值排序。
从事政策科学研究的学者的知识背景是多样的，广泛的专门学科能够被政策科学所包含。在拉斯韦尔看来，多样化的知识背景可以收缩为对政策科学的独特看法。归纳起来有三点：即第一状况关联取向，第二问题取向，第三多元方法取向。这三个特性是与拉斯韦尔给出现代科学理论的三个缺陷即视野的断片化、问题的盲目性和方法的单一性相对的。
（三） 政策科学的范式和研究领域
德洛尔认同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政策科学是一场科学革命，他设计了政策科学的研究范式并指出了其研究的四个领域。
1. 政策科学范式
关于政策科学的定义可能有许多种，但是为了说明它的基本特点，研究它建立在怎样的范式之上是最明智之举。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新学科，政策科学对于传统的诸学科有着怎样的范式革新呢？德洛尔对此有明确的态度。
德洛尔认为为使人类直面的问题与科学真正挂钩，需要“基于新范式的新科学”，那就是政策科学。政策科学是与致力于改善决策的系统知识、结构化理性以及组织化的创造性相关的知识体系。它主张在引导人类行为方面理智主义和理性主义会发挥巨大作用。虽然与道德警示和大众运动等力量的重要性有明显的距离，但对于改善人类状态、避免破坏，政策科学才是真正不可缺少的。德洛尔认为，政策科学这一用语意味着各种研究、各门学问、各位专家对于感知的社会问题使用理性方法进行研究的集合。在各学科中，对政策科学贡献最大的当属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政策科学不是要取代现存的一些学科，其它学科是政策科学不可缺少的养分。而且，为了推进政策科学，其它学科也要加速发展。
2．政策科学的研究领域
德洛尔认为具有以上一般特点的政策科学应该处理的问题集合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领域：
（1）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政策分析的目的在于为确定政策方案提供适当的方法，它的基础部分是管理科学，特别是扩张的系统分析。进行政策分析不仅要从已知的方案中选择最好的，而且还必须把创造革新的方案作为课题；
（2）基本政策（megapolicy）。是指各个具体政策应该遵从的样态、假定和指针，是一种主导政策；
（3）元政策（metapolicy）。是指关于如何做出政策决定的政策，与决策系统的改善相关；
（4）实施策略。政策科学不仅热中于决策改善的实现，而且非常关注实施政策的方式、方法即实施策略。
二、公共政策理论的展开
公共政策理论是在与实践结合中发展壮大的，这在政策科学的诞生地美国得到充分体现。
（一）“伟大社会”政策与社会科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与公共政策的较强联系，是在研究与“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以及“向贫困宣战”（The War on Poverty）公共计划（Public planning）和项目（program）相关联的社会问题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那一时期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经验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公共政策理论的展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1960年初开始，就“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宣战”要解决的广泛的社会福利问题，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地投身到项目的规划和事后的评估中。这样的研究和实验的相当一部分是由法律规定的项目预算的调查和评估。此时，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展开是并列进行的。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不是在政策变化之前而是在其后获得的。这意味着要考虑政治事件对于学者的影响。
“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宣战”项目是大萧条以来高涨的信仰政府运动的表现，当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历史上的最大大规模参加相关研究。从研究的供给一方来看，有下面两个理由：一个是以经济学为首的社会科学正在调整对于政策论证提供有用信息的分析方法。依靠数量分析方法的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测定政策影响、进行收益和成本推定的能力大大地提高了；另一个是大学的入学人口激增，为此，大学的研究生和教员也得到了增加，研究人员大量地增加了。
这期间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成了摧毁迷信政府的力量，1960年初期普遍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有解决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的能力，而且这些问题与意识形态无关，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例如，针对“伟大社会”与“向贫困宣战”项目中的焦点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教育对于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和失业有贡献这一纯真的想法并不那么单纯的研究报告。其中关于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科尔曼报告”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名噪一时。再如阿弗齐（A.H.Averch）的报告、甄克斯（C.Jencks）的报告都对单纯的政府迷信提出了疑问。
“伟大社会”的项目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政策制定和政策评估的参与，但是也暴露了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还未十分发达。因为对于政策项目的有效性还不能提供十分确实的科学认定，所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研究反倒支持了对于启动新项目的保守态度，给提供研究经费给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伟大社会”项目泼了冷水。不过，这一时期的经验对于社会科学发展是极其宝贵的，而且对于公共政策研究的展开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以分析为中心的理论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在狭义上持有政策问题分析取向的专家大量地参与。分析意味着把基本要素进行分解，从那些要素间的关系中发现新问题。然后，将落实在国防、军事上的各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这样一来，首先诞生的是OR（operation research）即作业研究。OR的原义是作战研究，是为军事作战的合理决策而进行的科学研究。但从其理论的一般适用可能性出发，应用领域逐渐扩大。根据作业理论的发祥国英国的OR学会的定义，OR（operational research）是指对于企业、政府以及国防中的人力、机械、资材以及资金的大系统进行经营管理中出现的复杂问题以现代科学进行综合处理。具有如此特征的理论要制作纳入机遇和风险的要素测定值的系统科学模型，预测、比较替代决策、战略或控制的结果，目的在于辅助管理者对于政策和行为做出科学的决定。可是OR这一词语有常见默许的使用方法。在狭义上，是指为提高效率使用数学或逻辑分析的尝试。在广义上，意味着所有的数量政治分析。
在以上从OR向兵器系统分析、系统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流变的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的是一个叫做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视OR研究者的美国海军和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约组成的研究军事问题的民间研究团体，后来从道格拉斯公司独立出来。以希奇（C.Hitch）为首的兰德公司的OR研究者和经济学家在上世纪50年代就国防进行的研究，带来了19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的PPBS的发展。希奇等人对于国家财力应该如何向国防倾斜、提供的资金应该如何分配到各个军事职能领域、已经分配的资金如何最有效地使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其研究产生的规划预算方法（program budgeting）从1963年年度预算开始被导入美国国防部，1965年经由约翰逊总统（L.D.Johnson）批准，1968年年度预算开始以PPBS（Planning Programming Budgeting System） 形式导入美国政府各部。在组织化的时代，这个PPBS即计划、规划、预算制度恰恰是现实巨大组织存在情形下的政策过程、政治过程、政策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决策科学的正式碰撞，在此意义上，PPBS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在PPBS上遭受挫折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类似事件对公共政策理论的快速展开具有很大影响。
（三）公共政策理论的演进
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 这种范式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为了克服政策科学范式的缺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公共政策理论取得较大发展，主要体现为政策分析的提倡、政策过程研究的展开、政策科学民主化的重提以及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引入和政策新范畴、新领域的开发。
“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n）一词首见于林德布洛姆的文章，本意是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渐进研究途径。后来发展为一种注重研究技法、面向具体政策问题的应用性公共政策理论范式。它与政策科学草创时期的拉斯韦尔和德洛尔创立的政策科学范式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再追求超越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行为科学之上的，能够统驭整个社会科学的全新的知识体系，而致力于增强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为此特别强调定量和定性方法的运用和实际经验的培养和体验。其研究对象具体、研究界限分明，极易达成共识。到20世纪70年代，新的、更加务实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应用性的政策分析的研究范式蓬勃发展已渐成公共政策研究的主流。并由此发展出政策分析的职业和锤炼出一大批从业人员。
政策过程研究的展开的突出标志是由为决策提供帮助即主要关注政策制定转变为注重公共政策的执行与评估（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也即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政策研究的趋前倾向(ex-ante-orientation)转变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末期政策研究的趋后倾向(ex-post-orientation)。政策研究的趋后倾向使得政策过程论的执行和评估环节都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发展出政策终止（policy termination）的范畴。在此基础上，政策过程论发展为政策循环论，政策周期的范畴也应运而生。政策周期以政策过程的完成阶段即政策的调整或终结为标志，意味着公共政策的主体与客体以及作为它们之间互动结果的政策过程所经历的周而复始、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解析政策过程和阶段、揭示政策周期化研究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政策分析的主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政策学家，如德雷泽克（J.S.Dryzek）、德利翁(P.Deleon)、费希尔(F.Fischer)、德宁(D.Durning)等人对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基本价值取向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政策分析逐渐背离了拉斯维尔所倡导的“民主的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 of democracy）,出现了潜在的反民主倾向。他们将欧美国家出现的一系列政策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精英政治的泛滥，技术官僚和政策专家把持了政策分析的主导权，普通民众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广泛参与无法得到满足，这种现象被称为“政策科学的专制”（tyranny of policy sciences）。他们认为导致政策分析反民主趋势的内在原因在于政策分析的方法选择上出现了问题，过于强调基于客观原理来建构精细的政策分析模型。政策问题分析过程充斥着诸如模型、统计推断、操作研究、成本收益分析和风险收益分析等经济学分析方法，却缺乏对目标群体的主观感受的了解。在实证主义途径（positivist approach）日益繁盛的同时，政策分析也逐渐成为一项技术性要求很高的工作，普通民众往往不具备相关知识和分析技巧而无法融入政策语境之中，致使公众参与的门槛提高。而且，政策分析不可能避开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实现价值上的中立，许多经验性证据证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正在沦为排除异议和形成强制一致的政治工具。基于上述批判，政策学家提出了参与性政策分析（participatory policy analysis）的概念，德利翁对其的评价是“使所有被政策决策影响的团体都能平等的发出声音并被听到。”可见，参与性政策分析的实质在于形成更为广泛的政策参与，将政策分析主导权交还给普通民众，实现政策价值由精英阶层向社会大众的转移，回归民主的政策科学这一宏伟目标。
比较公共政策研究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90年代达到繁荣时期。它主要研究专业领域和国家间的政策过程和实质性政策内容。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显著特点在于，不仅进行传统的历史同质、历史异质比较和不同国家的比较，而且，更为注重政策效率和政策效果的比较，通过政策结果的比较来观察政策手段的效率。比较公共政策研究重点关注不同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国度的政治经济变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以及政治经济变量在政策过程中的交互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率、政策效果。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意义上的主要范畴，诸如政治制度、政府体制、政治文化乃至政治地理等都成为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对象。海登赫姆（A.Heidenhemer）等人合著的《比较公共政策》、阿斯福特（D.Ashford）《比较的公共政策的历史和脉络》、凯斯特（F.Castler）《比较公共政策：战后的转型模式》、罗威的《公共政策与美国和法国的科层制》等专著在构建这一研究途径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研究进入不断开发新范畴、新领域的阶段。例如80年代盛行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和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研究，90年代倡导政策调查研究(policy reshearch)。因为缺少政策工具，公共政策实际无法形成，政策工具研究的立意在于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减少政策失败，拉近理论与实务的距离。政策网络研究注重分析政策参与过程中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关系，它强调任何一项政策的形成和发展都建立在相互依赖且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社会关系之上。政策调查研究则针对以往政策分析过于重视经济和技术理性为主体的决策难以贴近实际的弊端，强调好政策的合理性必须通过政策调查、政策辩论获得，政策调查应该成为一项政策获得合法性的前提条件。
（四）公共政策研究的中国轨迹
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开始于台湾地区，受美国等发达国家影响，在美国留学回归人员的推动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在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开设有关公共政策的课程。也是在同一时期，台湾中兴大学创立了公共政策研究所。在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和教材，朱志宏教授撰写的《公共政策概论》为台湾公共政策研究的奠基之作。林水波、张世贤合著的《公共政策》、曹俊汉的《公共政策》、丘昌泰的《公共政策》以及伍启元的上下两卷的《公共政策》、魏镛的《政策规划的理论与实务》，吴定的《公共政策个案集》等论著为台湾的公共政策研究充实时期的代表，这些书籍的一部分交流至中国大陆，成为大陆地区公共政策教学和研究的仅见的参考书籍之一，对启动大陆的公共政策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柯三吉的《政策执行：理论与台湾经验》、詹中原的《民营化政策》、林钟沂的《政策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丘昌泰的《公共政策—当代政策科学理论之研究》等论著为台湾公共政策研究扩展时期的代表。如今台湾地区的公共行政研究多与公共政策研究合流，例如台北大学有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暨南大学有公共行政与政策学系。当年的开拓者依然活跃在研究舞台上，新生的研究者也趋于成熟。例如新世纪曹俊汉先生在大陆作巡回报告谈现代公共政策问题，张世贤先生在2002年在澳门召开的“亚洲地区公共行政及社会服务之改革”国际学术会议上仍在探讨全球化对公共政策制订的影响，詹中原等中坚学者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与中国大陆的学术交往也空前活跃。
中国大陆的公共政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乃由两个契机推动。第一个契机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政治学恢复。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学在邓小平“补课”指示的鼓舞下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而公共政策研究则是这个高潮的一个伴生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有孙光的《政策科学》、姜圣阶等编著的《决策学基础》、孙效良主编的《政策研究学概论》和林德金等编著的《政策科学研究方法》面世已殊为不易。随着政治学研究的推展，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大量国外政治学著作被迻译过来,有关公共政策研究的著作也被夹裹着译介过来。有趣的是，朱国斌先生和竺乾威教授各自译了同一我们即林德布洛姆德《The Policy Making》分别由华夏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同在1988年出版，成为公共政策译著的先驱。公共政策译著多见于90年代，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林明等译的内格尔（S.S.Nagel）的《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商正译的凯尔曼的（S.Kelman）《制定公共政策》、唐亮译的安德森（J.E.Anderson）的《公共决策》等。日本学者将西方政治学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体现在由东京大学猪口孝（Takashi Inoguchi ）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学丛书中，这套书也被译成中文，其中，埼玉大学教授药师寺泰藏的《公共政策》和京都大学教授大岳秀夫（Ohtake Hideo）的《政策过程》让中国政治学界见识了东瀛的公共政策研究水平，尽管这只是日本公共政策研究冰山的一角。这一时期有关公共政策的专门化和本土化研究的尝试已经开始。这种尝试的代表作品可以举出张金马教授的《政策科学导论》、张国庆教授的《现代公共政策导论》以及陈庆云的《公共政策分析》、陈振明主编的《政策科学》。这种尝试也体现在对国外公共政策著作的译介上。此前的译著多半是搭政治学之便车的产物，谈不上系统性。而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在90年代出版的政策译丛则是张金马教授等人的有意之作，德洛尔的《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译本就是之一，本来译丛收入了当时的最新著作12种，可惜并没有全部与读者见面。从当时的高校来看，只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少数政治学、行政学较发达院校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公共政策方面课程并招收此方向的研究生。从政府一方看，对公共政策有了足够的重视，政策科学研究已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的社科基金项目和重点研究项目。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社科院于1995年在政治学研究所内部成立了由白钢教授为主任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执政党系统内设立了政策研究室，但实际上成了履行起草文件和储备后备干部职能的机构；党校和行政学院的教学中加进了政策科学的内容，但理论研究方面贡献有限；在行政系统内部设立了发展研究中心，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各省的发展研究中心，对实际政策的形成和评估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机构与高校的研究相互脱离，并不对接。从民间看，一些发达省区涌现出一些半政府、半民间的政策咨询研究机构，以半营利和营利为目的的政策咨询产业已悄然生长。1992年政策科学研究会在山东曲阜召开了成立大会，它是作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研究分会而存在的。1999年10月，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在苏州市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暨理论研讨会。
第二个契机是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的兴起。从新世纪开始中国大陆开始MPA的试点，根据国务院学位办的2001年8月的培养方案，进行试点的院校必须开设公共政策分析课程。于是对公共政策的教学和研究从过去的少数几个院校一下子由24所主要院校开展起来，并带动了有志于公共管理和MPA教育的其它院校的公共政策的教学和研究。2001年11月MPA公共政策课程研讨会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召开。其间有数量可观的面向MPA的自编和译自国外的教材面世，其中的公共政策方面教材中，有代表性的有刘伯龙、竺乾威二位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公共政策》、陈振明主编的《公共政策分析》，帕敦（C.V.Patton）和沙维奇（D.S.Sivicki）的《公共政策和规划的初步方法》以及戴伊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
从近几年的教学和研究状况看，中国大陆的公共政策研究已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张金马、陈庆云、张国庆、严强等教授的纷纷推出新教材，第一家公共政策学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系在新世纪正式成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也建立了公共政策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已设立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公共政策研究方向，以毛寿龙教授主持的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网站（http://www.wiapp.org/）为代表的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网页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主要的国外公共政策著作也逐渐有了影印版和中译本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几乎是同时推出公共政策经典译丛，有组织的译介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香港城市大学公共管理及社会政策比较研究中心合编的《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01年卷——2008年卷》、已使政策问题的各个领域进入研究视野，政策研究也愈贴近与实际。对公共政策过程的阶段领域有更多关注，政策的个案研究也愈来愈受重视，这标志着政策研究的细化和深化。例如，丁煌教授的著作《政策执行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一项基于行为和制度的分析》，金太军教授的著作《政策执行梗阻与消解》，牟杰、杨诚虎的《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与方法》，陈潭的《公共政策案例分析》。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还推出《中国公共政策评论》，专门刊载公共政策研究，目前已出版两卷。让人欣喜的是社会学领域的同仁着力推广社会政策研究，他们主办了多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暨系列讲座”，推出了数量和质量同样可观的研究成果，充实了公共政策研究。法学、经济学等学科也日益关注公共政策问题。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充满生机和活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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