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希克斯

 

约翰-希克斯的生平:

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1904-1989)，英国人，他与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共同深入研究了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而获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约翰-希克斯1904年出生于沃里克。17岁时他获得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的奖学金。他在牛津大学文学士数学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然后进入公共政治经济系学习，并于1925年担任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助教，在那里认教到1935年。在此期间，他的一些最卓越的贡献包括：提出并山书了替代弹性的概念；区分了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确定了流动性系列。从1935至1938年，他在剑桥大学任研究员。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价值和资本》一书，并写了两篇有影响的对凯恩斯《通论》的评价。之后，他第一次被聘为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并执教到1946年。这段时间里，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消费者剩余和福利经济学领域（1941）。从1946年到1952年，他担任牛津大学纽菲尔德政治经济学教授席位，直到1965年退休。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商业循环》和《需求理论的修正》两篇著作。

这些著作完成了希克斯早期对经济理论的贡献，近来被称为青年希克斯的著作。但在退休以前，希克斯写的两篇更深刻的论文表明他的经济思想的着重点发生重大变化，从那以后，他进一步撰写了七篇重要著作（1965，1967，1973，1974，1977，1979），这些著作帮助着重说明了希克斯经济思想的转变。仍然按照莱琼赫夫沃德的说法，这后一部分贡献可以成为成年希克斯的著作。

 

 

约翰-希克斯的主要理论贡献:

当约翰.希克斯在1939年发表他我《价值和资本》一书时，他给全部均衡理论注入新的生命。他设计了一个完整的均衡模型，比以前这个领域内的努力在大得多的程度上系统地建筑在关于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假设上。这样使系统中包括的方程更有具体性并且有可能研究由于外界来的冲击而在系统内部产生的影响。例如模型可以说明收成，消费者的喜爱，以及企业的价格等现象的变化如何传播到整个经济系统并产生影响物价，生产，就业，利息率等等的后果。然而，如果希克斯在若干问题上没有除干其他事情外还发展了以前的消费和生产理论并且设计了一个根据利润最大化假设的资本理论。以创造他的模型设计的基础，他不可能得到如此深远的成果。

希克斯用传统的微分分析作为数学工具。以后当更多数学方法开始被引入经济学时，用它们研究全部均衡系统的性质。他因而形成了根本改造以前理论的基础。

经济学家希克斯和尼汉斯 (J.Nichans)认为，交易成本是作用于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需求产生对不同类型金融产品的要求，交易成本高低使经济个体对需求预期发生变化，交易成本降低的发展趋势使货币向更高级形式演变和发展，产生新的交换媒介、新的金融工具。

我们说金融制度的创新和组织结构的调整有利于节约金融交易中发生的"无形的交易成本"，而金融交易技术的改善会直接达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的效果。

可以看出，金融交易成本的存在严重影响了金融效率。笔者认为，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了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创新是否具有实践价值，通过金融产品交易谋求金融交易双方所追求的目标。投资者希望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提高其投资收益，融资者则希望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节约融资支出，这种双方利益动机不断驱动融资者和金融机构采取金融创新来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以推进各自福利的增加。

运行机制表示如下：

金融创新→金融信息条件改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减少→金融交易成本降低

可以通过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产品的创新，比如说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推广，使金融信息处理速度加快，资金调度速度更加快速便捷。金融信息条件得到改善之后，困扰交易双方的金融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也有了相应的控制，从而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前面也谈到，金融交易成本降低的发展趋势使货币向更高级形式演变和发展，产生新的交换媒介、新的金融工具。也就是说，不断降低的金融交易成本能够进一步刺激金融创新，改善金融服务。应该说金融创新与金融交易成本之间是有一定的辩证关系的。

 

 

附：约翰-希克斯的自传

1940年我生于英国瓦威克，我的是当地报纸的一名记者。我在克利夫顿学院和牛津的贝里尔学院受教育，后者很费钱，是靠数学奖学金资助的。所以在中学时代和在牛津的第一个，我已是一个数学专家，这多亏我过去所接受的数学训练。但是我并不满足于数学；我对文学和历史有兴趣，我必需满足这些兴趣。然而，我转到牛津才开办的“新学院”后，学习并不成功。我读完时，学习成绩只胡二等水平，我学习的任何科目均未合格。

那些日子里，经济学家很缺，所以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得到了临时讲师职位，并且居然能继续下去。我开始时是一个劳动经济学家，对产业关系作描述工作；但是我逐渐转到分析方面。那时我发现，我几乎已经忘记的数学可以恢复了，并且足以对付那时任何人在经济学中用的数学。到1930年，当伦敦学院的经济系在里昂纳-罗宾思领导下继续办下去的时候，我已了解自己。那时以来我的学生们一直对我说：“那时候多么好，费这么少的力气能这些东西。”在和罗宾思，菲德烈-冯-海叶克，罗埃-阿伦，尼古拉-卡尔多，阿拔-勒纳，李查-赛斯，还有和优素拉-韦柏讨论时提到它们。后者在1935年成为我的妻子。

到1935年，我已学到这么多东西，我需要到另处去，把它维修组织在一起。所以，当来了一个机会，要我转到剑桥大学当讲师时，我接受了。我在剑桥的几年，主要在写《价值和资本》，它以我在伦敦做的工作为基础；所以我的处境未能使我从剑桥经济学家同事那时学到很多东西。从1938年到1946年，我是曼切斯特大学教授。我是在那里做了关于福利经济学及其在社会核算中应用的主要工作。1946年，我回到牛津，先当纳斐德学院研究员，然后任德伦蒙政治经常学教授，最后任万灵学院研究员。

在后面若干年中，我对理论经济学的几个分支作出了贡献。我写了关于货币，国际贸易，以及关于增长和波动的文章。我也做了一些应用经济学的小工作，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我和我的妻子访问了几个发展中国家，她的许多工作是在那方面的。例如在1950年，我是尼日利亚收入分配委员会委员。1954年，我们两人研究了牙买加的财政。我一直不愿对较大的实用经济学问题发言，因为我相信，一个人除非了解事实，不应发言；而要了解世界上，甚至一个国家的变动的事实，是主要研究理论的人力所不及的。仅仅熟悉别人编制和消化的统计是不够的。

我们现在住在乡间住宅，但第星期在牛津消耗一部分时间，我们在那里继续教点书。

1942年，我成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52年为意大利林西科学院院士；1958年美国科学院外国院士。1958自从以来，我是牛津纳斐德学院名誉委员，1971年以来是剑桥冈维尔和凯乌斯学院名誉委员。1960-1962年，我是皇家经济学会会长，并在1964年成为爵士。我是几个英图大学以及里斯本技术大学名誉博士。1971年，我成为维也纳大学名誉委员。

（王宏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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