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问题：货币供给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
如果说货币供给是内生变量，决定货币供给变动的因素是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及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而非货币当局所能决定的。如果说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货币供给的变动，就是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决定的，而不是经济因素，如收入、投资、储蓄、消费等因素决定的。
观点一：货币供给是内生变量
货币供给是内生变量的理论认为：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D/R 和D/C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化，这三个变量及其决定因素之间存在着交叉影响的关系。D/R 和D/C不是固定的参数，在实际经济运转中是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他们指出从实际经济运行资料看，并不是始终处于稳定的状态而是经常出现周期波动。至于D/R ，他们认为商业银行行为的独立作用是很明显的。商业银行以安全、盈利和保持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因而盈利与风险偏好程度及与此相关的利率结构，是商业银行超额储备比率变动的重要决定因素。特别是在经济波动时期，D/R与基础货币之间往往具有明显的反方向变动关系。不过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变量的理论，并不完全否认货币当局通过调整基础货币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作用。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货币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是指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但是在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经济模型中，货币供给被视为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居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释偏离了凯恩斯的原意。因此，它试图对凯恩斯经济学作出新的解释和发展，其代表人物有戴维森(Davidson，Paul)、温特劳布(Weintraub，Sidney)、明斯基(Minsky，Hyman)、摩尔(Moore，Basil)、罗西斯(Rousseas，Stephen)等人，近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 A．C．道(Dow，Alexanderl C．)、S．C·道(Dow，Sheila C．)、威尔斯(Wells，P．)、奇克((Chick，Victoria)、克里格 (Kregel，J．A．)等。这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的创造过程，提出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该理论不仅是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的中心内容，也是其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石。
19世纪中期通货主义与银行主义的“通货论争”可以说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起源，以图克、威尔逊等人为代表的银行主义者提出的“通货数量由社会交易的商品价格总额决定”的主张，已经具备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雏形。此后马克思论述的信用创造过程及银行资本运动的形式，以及熊彼特提出的非正常信贷的概念，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内生货币供给角度理解货币的创造都有很强的启发性。但是由于凯恩斯在《通论》中采用了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其理论又成为货币经济学中的主流理论，因此，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一度消沉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拉德克利夫报告为开始，一批经济学家开始对外生的货币供给理论提出质疑，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包括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在内的一系列“新观点”。
1959年，英国的拉德克利夫(Rad cliffe)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货币体系之运转”的引起争论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拉德克利夫报告》，其流动性命题是对以外生货币供给为前提的传统货币政策的完全摒弃。在考察英国金融制度的状况后，委员会认为金融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当局利用贷币方法影响经济体系的能力，应当用流动性的概念代替货币供给的概念，因为同支出决定有关的是整个流动性状况，而不仅仅是货币供给。报告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不甚重要，只有对经济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能获得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所实际主张的是，货币供应是内生的，因而它是不受货币当局控制的。
同一时期，美国经济学家格利和肖(Gurley，John G．and Shaw，Edward S．，1955，1956，1960)从金融中介机构的类同性出发，分析了银行和其他非银行中介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现代金融中介机构理论。在他们看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在充当信用中介的过程中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创造某种形式的债权，都发挥着信用创造的作用。货币系统和非货币中介机构的竞争取决于它们所创造的金融资产间的替代程度，而货币、非货币间接金融资产具有很强的替代性，这就使得货币供给不再仅仅取决于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据此，他们证明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而不是一个外生变量。
托宾(Tobin，James，1963)在批判简单的基础货币模型的基础上，对货币供给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建立了资产选择模型，该模型突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货币传导过程中的资产替代性。该理论说明货币供给是受公众的资产偏好制约的，而公众的资产偏好是由包括整个金融体系在内的社会经济部门的共同活动决定的，因而并非由货币当局所能直接控制。基于以上认识，托宾批判了主流经济学中的货币乘数理论，认为它并不能反映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应该是一个反映银行与其他私人单位的经济行为的内生过程。托宾考察了存款一准备比率和存款一通货比率的变动情况，指出这两个比率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的，从而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托宾认为，在现代竞争性的金融世界里，随着金融体系的日益发达及其内部竞争的加剧，金融机构趋于同样化的发展道路，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蓬勃兴起。这种货币金融新的发展趋势使得各种银行金融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产运用与负债经营上相互交叉，彼此融合，从而冲淡了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传统区别，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转向所有资产的供求，并以利率和资产收益结构、信用可得性取代货币量，作为连结货币金融体系及政策与实际经济活动的纽带。其结果是，非银行部门的货币需求受其资产偏好制约，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都是同时满足借贷双方的资产偏好。其中，每一类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都应恰好等于它支付给债权人的边际利率，这就使借贷双方的资产偏好在决定银行存款从而在整个货币供给方面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使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不再存在“货币创造者”与“非货币创造者”的严格区分。这就是说，在竞争性金融世界里，随着金融体系的日益发达及其内部竞争加剧，随着公众可选择的资产持有形式的日益多样化及其相互替代性的增强，一方面，商业银行的存款和资产规模要受存款的资产偏好和银行的贷款、投资机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能力也会随其贷款融资活动的增加而提高。这样，就货币创造能力而言，它们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无本质上的区别。而公众资产偏好导致的资产结构又是实际经济活动经常调整变动的结果，这就使货币供给的变动往往是内生的。因此，在托宾的理论体系中，货币是内生货币，而不是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的外生货币，货币供应量是由货币当局、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部门在经济体系以内共同决定的，难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
托宾虽然力主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但他并不因此否认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有效性。他指出，商业银行的存在，即使它不受控制，也并不意味着通过强力货币供给所实行的货币控制对经济没有影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对商业银行的货币控制形同虚设。即使不受控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和债务的增减完全能够抵消受控制的商业银行的货币资产强制性的反向变动,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仍然起作用问题只是在于货币资产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能力之间的替代性，会大大降低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效果。
参考书目
J.Tobin, EssaysinEconomics, VolumI:Macroeconomics,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Amsterdam,1971.
陈端洁：《弗里德曼与托宾的货币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
周慕冰
观点二：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
(一)
凯恩斯认为货币供应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它的变化影响着经济运行，但自身却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凯恩斯的这一观点与供给弹性几乎等于零密切相关。货币的生产(货币供应的来源)对私人企业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货币供应的控制权由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牢牢掌握在手，中央银行根据政府的决策和金融政策，考虑到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可以人为地进行调控；增减货币供应量。
(二)
由美国货币学派代表人物M.弗里德曼提出的一种货币供给理论，认为货币供应量主要是由经济体系以外的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是外生变量。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发行货币、规定存款―储备比率等手段来控制货币供应量。
在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理论模型中，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因素主要有:①强力货币H（基础货币）；②存款―准备金比率D/R；③存款―通货比率D/C。在这三项决定因素中，强力货币反映货币当局的行为，存款―准备金比率反映商业银行的行为，存款―通货比率反映非银行部门的行为。其中,强力货币可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商业银行从强力货币中吸收存款准备金及其所意愿保有的超额准备金，非银行部门从强力货币中吸收通货以满足其货币需求，而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则构成强力货币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确定的函数关系。这样，如果假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为一常数，或者它们的变化较为稳定，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将完全取决于强力货币的变动，而强力货币变动本身又处于货币当局的控制之下，因而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控制强力货币来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可以说是由货币当局在经济货币体系以外决定的，是一个外生的可控的变量（见货币供给的理论模型）。
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中，货币供应量系一外生的可控的变量这一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经济波动即名义收入的变动取决于货币供给函数与货币需求函数的相互作用及其均衡状况。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货币需求函数在长期内是极为稳定的，名义收入的变动主要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而引起。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货币制度，可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从而是外生的，与经济活动相分离的。既然货币需求函数极为稳定而货币供应量又是外生的可控的,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就成为影响经济活动变动的根本原因，产出和价格波动只有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解释，货币当局完全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控制产出和价格的波动。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弗里德曼这种外生的可控的货币供给有其局限性。在实际的货币供给过程中，除了强力货币可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外，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部门的资产持有意愿，而这种资产持有意愿又主要决定于实际经济活动的涨落。例如，J.托宾指出，弗里德曼货币理论模型中的三个变量，即强力货币、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交叉影响，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往往随着实际经济活动的涨落而变动，从而不能假定为一常数，它们的变动也是极不稳定的。就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而言，实际经济活动的扩张往往会增加非银行部门对通货的需求，使存款―通货比率在经济活动达到顶峰之前便开始下降，而实际经济活动的收缩则往往会导致通货由非银行部门向商业银行回流，从而使存款―通货比率在经济活动降至谷底之前便开始回升。可见，存款―通货比率与实际经济活动存在着因果关联，二者往往反向变动，货币当局很难通过强力货币的变动将其纳入自己的政策意向轨道。就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变动而言，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系由法定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共同构成，超额准备金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机会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短期利率趋于零，强力货币越多，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意愿就越强，强力货币与存款―准备金比率反向变动，中央银行难以通过控制强力货币来控制货币供应量。
对此,弗里德曼指出:他并不否认实际经济活动对货币供应量决定的影响，但实际经济活动对货币供应量决定的影响远不如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决定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可控的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此外，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中，货币供应量的定义是严格界定的，它专指（即非银行部门持有的通货和商业银行的存款总额）。这个定义将货币资产与其他金融资产区别开来，强调了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区别，这就加强了他所提出的货币供给的外生性。
参考书目
M.Friedman & A.J.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1963.
陈端洁：《弗里德曼与托宾的货币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
周慕冰
观点三：新剑桥学派关于货币供应的决定与控制理论
1、中央银行难以完全自主地决定货币供应量
在货币供应理论上，新剑桥学派不完全赞成凯恩斯的外生货币供应论。他们认为，虽然从形式上看，现有的货币供应量都是从中央银行渠道出去的，但实质上这个量的多少并不完全由中央银行自主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银行被动地适应公众货币需求的结果。
2、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和效果不象凯恩斯认为的那样绝对
在货币供应的控制问题上，他们一方面赞同凯恩斯的观点，即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供应，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和效果不象凯恩斯认为的那样绝对。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的。其原因，一是当货币需求旺盛时，银行体系会想方设法逃避中央银行的控制,主动增加贷款，扩大货币供应。二是中央银行在货币供应的控制方面存在着漏区，使中央银行不可能严密地控制住货币供应总量。另外，在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的银行体系以外，还存在着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它们不受中央银行的严格控制。当中央银行企图收缩货币供应量时，他们可以用较高的利率从银行那里夺取存款，而按更高的利率贷放出去，使货币供应量紧而不缩。中央银行在控制上存在的类似上述这样的漏区，使货币供应控制能力大大削弱。
3、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在货币供应的增加和减少方面分布是不均匀的
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在货币供应的增加和减少方面分布是不均匀的。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的能力远远大于其减少货币供应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中央银行要增加货币供应量，它一般有能力达到目标；但要减少货币供应量，它未必有能力实现目标。这种控制力的差异不完全是中央银行本身的问题，客观的现实经济中增加货币供应的阻力较小，而减少货币供应障碍较大，且这些障碍不是中央银行能完全克服的，故中央银行在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困难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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