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二，改变理性行为的含义，以解释人们参与投票为什么是合理的。理性行为原本大体上意味着利己主义，也就是说，它主要是指，导向自私目的的理性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依唐斯的解释，将没有哪个理性的投票人去投票，但这又与现实是不符合的。为此，唐斯又将理性行为修改为允许利他主义的存在，认为，个人也从对他人的施善中获得满足。

麦克林认为，这种理性主义虽然更现实，更实用，但也不能完全解释人们为什么要投票。 因为虽然考虑到利他主义行为，但这种考虑仍然反映在预期收益之中。而唐斯的分析又告诉我们，由于概率问题，预期收益是非常低的，远远不够弥补成本，因而一个理性的投票人不会去投票。 例如，一个理性的利他主义者会认为，与其化时间和精力去投票支持一个主张援助穷人的候选人，还不如自己亲自捐款，直接达到利他的目的。 这就是说 ，即使是利他主义的投票人，其理性行为也仍然会导致搭便车的动机，使人们不去投票。

麦克林认为只要把利他主义纳入理性行为中，就可能解释唐斯试图证明的命题。

马哥利斯把利他主义分为两种，一个是善行利他主义，指我的效用是他人效用的增函数，即他人效用越大，我的效用就越大。另一个是参与利他主义，指我的效用是我付出的函数。于是，之所以参与投票，是因为：一方面我个人和所有其他人都能得到预期收益，因而尽管有概率问题存在，但预期收益还是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即使我的投票起决定性作用的概率很小，但是，我乐于参与投票。这两种利他主义一起体现在唐斯模型的参数 B 中。总之理性行为中包括一种利己主义，两种利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