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银行学

第十三章金融与经济发展

传统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发展和挑战

案例名称:传统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发展和挑战

案例来源:《金融自由化理论体系的挑战与金融深化理论的微观重构》何光辉/杨咸月《上海经济研究》2000-4

1973年麦金农和萧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理论的第一次提出,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开始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欠发达性结合起来。根据他们的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性是由于政府的过度抑制造成的,于是金融自由化是促进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最根本的方法,金融自由化能够增加储蓄通过金融中介导向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应该说,这一研究方法和思路是十分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因此它的提出立即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共鸣。他们纷纷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论证金融自由化的必要性,进而丰富和发展了金融自由化的思想,使得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实用性更加具体。

期间主要代表性理论模型有卡普-马西森模型(K—M模型1976 ,1980)、加尔比斯的“两部门模型”(G—模型1977)和弗莱的开放经济金融发展模型(F—模型1988)等。不仅如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一大批经济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也极力通过实证附和金融自由化,如兰依(A.Lanyi)和萨拉卡格鲁(R.Saracoglu)1983年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关于21个发展中国家1971—1980年十年间的实际利率与金融资产增长率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分析报告,阿兰·盖尔伯(Alan.Gelb)1989年为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份关于亚、非、拉34 个发展中国家经验分析报告。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 1993)检查77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9年间交叉部门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指标之间的联系等都得出同样的结论:金融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直到1997年,弗莱依然“支持金融自由化”。

但是必须指出,金融自由化似乎从来就没有完全一致地保证过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也没有保证过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长期持久地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理查德·克钦(Richard L.Kitchen)1986年对1984年前所进行的计量验证进行汇总,十七项检验中有三项来自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分析报告是不支持金融自由化的结论,而且事实上,拉美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经历最为痛苦,出现过高真实利率和不适当的银行风险。许多国家真实利率因过度上升而超过20%,金融自由化表现为家庭和公司对资金信用的需求力量“过度”释放,而储蓄率没有相应地增加。高真实利率完全不能增加储蓄和刺激投资——两者实际上按照GNP的一个比例在下降。增加储蓄的唯一方式是外国储蓄,也就是外部债务。然而,这使得“自由化”的经济更易受国际经济震荡的影响。增加债务资产比率以及担保责任,助长了80年代的债务危机。资产极度波动引起大量呆坏帐和银行破产倒闭风波,整个金融系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结果这些国家的真实经济部门陷入长期严重萧条。

耐人寻味的是,正当人们沉醉于“金融自由化顺序”能有效地解决拉美国家的这些经历时,正当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东亚奇迹”时,1997年7月忽然间一下子“东亚奇迹”变成了“东亚风暴”,劲吹东亚五国、进而波及俄罗斯和北美。而且东亚的泰国近几年来一直执行的是审慎的财政政策,按照经典的自由化次序理论,国内财政稳定后金融自由化也应该稳定!此时相当一部分人开始陷入悲观情绪,甚至彻底怀疑金融自由化。

人们不禁惊叹!难道说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真如C. Diaz-Alejandro所诧异的那样,告别了金融抑制却迎来的是金融崩溃吗?

在此期间确实还有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改革经验的验证结果是不利于金融自由化的。1995年De Gregorio and Guidotti发现真实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倒“U”型曲线关系,其后弗莱(1997)使用来自85个发展中国家1971—1995年间的资料验证了该结论;Philip Arestis和Panicos Demetriades 1997年运用时间序列法分析证明了韩国金融抑制曾经在1956—1994年间对经济增长有极显著的促进作用。

应该承认的是,尽管长期坚持金融自由化的研究者极力为金融自由化提供证据,并且及时矫正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方法步骤,但始终无法逃脱实践和理论的两面夹击。早在1981年斯蒂格利茨和魏斯就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不完全信息市场上的信贷配给模型”,试图向麦金农等的金融自由化发难。他们认为麦金农假定的市场均衡是一种基于信贷市场的资本供给与资本需求的运动;而由储蓄和投资相等所决定的均衡利率。但实际上,在不完全市场上,信贷的供给者除了关心收益以外还更多地考虑风险因素,因此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和激励机制而选择的信贷市场也呈现出一种信贷配给。根据斯蒂格利茨等的分析,既然这种信贷配给不能达到市场出清的地步,则信贷市场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就意味着“政府干预能够提高市场资金配置效率”

与此同时,Barro和魏金伯根也于80年代初期从资产选择理论出发动摇了麦金农和萧的“储蓄效应”假设。他们认为麦金农和萧的理论首先仍然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选择流动行为;而且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苛部市场(curbmarket),因此组合投资效应是多方向的,金融自由化的效应没有肯定说法。而且从总的形势上看,这些挑战似乎已经略占上风,典型的证据:面对挑战,金融自由化坚持者退而防守,放弃市场出清的要求而含糊为“接近市场出清水平”。

分析讨论题:结合所学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你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存在那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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